第098章:忽生一计（1/2）

律一渡拉着两人的衣服，“我们快点去吧，到哪儿怎么说？”

“别急，反正已经这么晚了，萨哆耶莎朗督导可不会因为早到了几分钟而消气。︾樂︾文︾小︾说|让我想想。”萨嘉峰纳虽然嘴上说着，脚步已经往进来的方向去了，别的两个也慢步跟上。

这一天就这么安静地过去了，嗅息草在月色下，像盗版网站一样疯狂地生长，所以，以下内容为无良的盗文网站准备，请享用：37岁的我端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夹雨云层，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11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呆然垂向地面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广告板等的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段。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字样的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传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头脑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的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彼利·乔的曲子。我仰起脸，忘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1969年的秋天，我快满20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低下头，欠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可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致使我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像回飞棒一样转回到自己身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及其紧靠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里时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岗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出现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低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为是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总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的时间愈来愈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5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10秒、30秒、1分钟。它延长的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同直子站立的位置步步远离，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战国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风景，惟独那片10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著地连连踢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时间万物归根结底都将自消自灭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长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篇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讲过那口井以后，每当我想起那片草地景致，那井便也同时呈现出来。虽然未曾亲眼目睹，但井的模样却作为无法从头脑中分离的一部分，而同那风景混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豁然闪出的直径约1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于井口的石愣，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围，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混浊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小蜥蜴"吱溜溜"地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下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道有多深；井筒非常之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肯定在这一带无疑。"她说着，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袋里，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说自己并非说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得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飕--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每隔三年两载就发生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就说：保准掉进那荒草地的井里了。"

"这种死法怕有点不太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触目皆是爬来爬去的蜥蜴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地到处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一份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一想都叫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千万可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掏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十分放心。即使黑天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至于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地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不会把我拉去。"

"这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目不转睛地凝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蓦地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乱，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少顷，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咦，假定、假定我们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也早早晚晚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这样。而这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抚摸她的背。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另作商量也不迟，商量往下该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总不能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使用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么，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双肩绷得紧，才这样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更轻些。"

"你怎么好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的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哇！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就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如今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离甭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同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外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犹如寻觅失物似的，眼看着地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难为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跟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敏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住步，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脚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一角天空。直子两手插在外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着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里送炭，可能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答道。

她便没再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冈，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胁迫。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来看呐，这儿好像有井。"我冲着她的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膊，然后肩并肩地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一天天模糊起来。在如此追踪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甚至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堆那样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而化为一滩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仍在时刻模糊下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几次有过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底，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愈是模糊，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到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也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

挪威的森林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18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18岁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须添置什么。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不错的高地上，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桦树。树龄听说至少有150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树迂回转过，然后再次成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绝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双层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另外不知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便是三栋宿舍楼，同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一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就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精神，赞同这一精神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来说，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是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骗的巧妙手腕骗去这片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其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就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中何对何错,我便无从判断了。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1968年春到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60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至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6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6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踏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顺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沙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带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罗罗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6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释我的眼睛。仔细看去，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仔细看她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寄宿宿舍？”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出来。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了。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距离随在后面。

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弱好多。但她这种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待过后，体形自行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像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如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1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着她的背影和乌黑的头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地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伐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也走去。路程真长的可以。到得驹也，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突然察觉似的问道。

“驹也。”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面馆，简单吃点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等待东西端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也，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完荞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着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再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仰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显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手山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哦，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通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几乎是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过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就觉得他煞费苦心，而实际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住气氛的变化，，从而浑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式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它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对只有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视并主动攀谈的某种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入丰厚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些可爱的女孩儿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么，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说。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中不期而遇，期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5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致，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于是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的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着说。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时间就算了结了。那台n360车被处理掉。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前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他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帐。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无一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的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的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17岁那年5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语。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用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挪威的森林

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门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个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间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是窗台一角不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地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一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般地，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柔姿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讲。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同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6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7月间，不知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被禁止)。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儿。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儿。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儿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又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人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18岁进人了19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可能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大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而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及不到。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读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特、阿珀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无论班里还是宿舍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已、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18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1968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亲热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不过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越是读的次数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们果真成了朋友。这是10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发觉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现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和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古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家。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间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出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怕是七十五个左右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管保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都听得人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子。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频频点头或吟吟微笑。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能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不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并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荡漾着酒气。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造爱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仍弄得头脑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悉悉索索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简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12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呆到早上，满带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劳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作乐。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于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赧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呆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1969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l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1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2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2月末，因(又鸟)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in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店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远处的盒饭专门店。我们在桌旁坐定，还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了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不得脱身，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还倒挺会关心人的。""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蹩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会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是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还是最好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从四谷站走出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通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5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与现在大为不同。但又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倒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腾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掺有一种灰蒙蒙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要往垃圾筒里扔吧？女子高中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那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筒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倒不清楚。"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进普通公立学校来着。普普通通老百姓就该去普普通通的学校嘛，而且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常遇到这种事：什么老师说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等等，结果就被硬塞进去。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39度，我也爬都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点，我才在大学里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间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地要捐赠，修学旅行都住的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的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半岛区的学生只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叮、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15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车上配有专门司机。司机的模样活像《森林大黄蜂》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是的。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间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地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可就要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喽，哪怕你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6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买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么？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它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进去一点。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筑水库而在这里沉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日丸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房间里或喝酒或(被禁止)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被禁止)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被禁止)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闭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闭。只是6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不吃午饭？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x"。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12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9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就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把用完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苗条、格外的窈窕，仿佛紧紧束住的腰肢在发育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被突然松开一样。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像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往外，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而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么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嘛，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稍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噢，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默默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绿子停了一下说。

"呃。"

"爸爸他去年6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首先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歪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咦，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是说没那么悲伤。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我捉摸不透。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是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伤心点……"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地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手脚大，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来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摆弄指甲的底端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想，不过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挨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地侵人生命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30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的。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时，女孩儿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也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根本就不像有女孩儿靠近的样子。

熬到11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困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着人们释放出来的由*和酒精等相混合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不由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儿，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呐！找个时间将功折罪。"他说罢，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尔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便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4点，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便挤满了同样等乘第一班电车的人。男侍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儿，年纪大概同我相仿，两人长得虽都不算得漂亮，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5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未赶上最晚一班电车。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现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又是昨晚刮的胡子，况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儿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掰，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蓝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儿似乎有个习惯--不时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咖啡和汉堡包，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地吃着喝着。高大的女孩儿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好几次头。由于马宾·基和彼吉斯等人的音乐放得声音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儿恼怒什么，而高大女孩儿则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儿怀抱挎包去厕所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5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5点20分啦，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啦。"

"可我，要乘早上7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样的话，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从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来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经历了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5点20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有生第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莱，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开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很要好。小巧女孩儿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她于是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儿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而决定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儿。

小巧女孩儿一边一点一滴地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儿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儿一边一把把拔草一边自暴自弃似的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的时间里，高大女孩儿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张站台票送她上车。她乘的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儿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着啤酒。女孩儿也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皙，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却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随着(禁止)的逼近，她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之后我们便就势人睡了。

12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去掉睡意，刮罢胡子，然后赤身luoti(被禁止)地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地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缈，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面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或许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15次也没人出来接。20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来的。

挪威的森林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来的。直子继续写道：“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是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我闭上眼睛，花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回来，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

“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我就你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为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地对待。”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过于郑重其事。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子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子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从而使我转求其他的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实在对你羡慕不已。我之所以使你不明所以然地过度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于我的境遇而接受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7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是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面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向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惟其如此，我才现在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7点半，刚刚用罢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里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这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是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令人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hushi、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一个人都在悠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当然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在这里生活的，以至于才会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是有些荒诞，虽说荒诞，而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无须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于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上，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带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植蔬菜。有茄子、黄瓜、西瓜、草薄、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酉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每天一点点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酉，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鱼肉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3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资料馆。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设施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是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业已恢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同样如此容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同外界人开始接触。所谓‘外界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有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恓惶不安，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完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健全，你也健全（一开始便是健全的哟），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设施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同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再次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面。淡红色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儿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写着“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a（朋友）。

我把信塞入抽屉，换衣服出门。因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明白了我的用意。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偏午时分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便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把备换的衣服和牙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人睡时，已过半夜1点了。

挪威的森林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周一早上7点。我匆匆洗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像闪电一样跳上“闪电”号列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便迷迷糊糊地睡了。

快到11点时，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车站，问16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12时35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然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直子信上说：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掉头拐往市区。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远便是终点。从停车站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是深山，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道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窜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生林一般直耸云天，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昏暗的阴影之中。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谷川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腾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都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但人影却是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40分钟，汽车开上一座视野开阔的山是石墙，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派坚不可摧的势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前几分钟还有人呆过：烟灰缸里有三支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有人来，便接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小型客车和大马力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牌小汽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蓝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道驶来。这人60上下，高个头、秃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多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像是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食谱上有放(又鸟)蛋的炖马铃薯、青菜色拉、桔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那样，青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干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不要的话，我就吃。”我说。

“我么，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的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伙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先生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先生。所以也有人就叫我先生。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呆都七年了，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工作。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寝室，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