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0章:疯狂报复（2/2）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现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和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古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家。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间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出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怕是七十五个左右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管保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都听得人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子。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频频点头或吟吟微笑。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能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不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并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荡漾着酒气。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造爱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仍弄得头脑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悉悉索索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简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12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呆到早上，满带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劳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作乐。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于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赧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呆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1969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l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1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2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2月末，因(又鸟)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人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4月中旬，直子满20岁。我11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20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18岁与19岁之间徘徊才是。18之后是19，19之前是18--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20岁了，到秋天我也将20岁。惟有死者永远17。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20岁了，总该稍稍庆祝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20岁的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20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20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20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19。"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制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进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含有某种东酉。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威尔·埃文斯的《献给戴维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要紧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只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11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最后一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剩下的葡萄酒一喝而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似的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了。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之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垫席，身体前屈，嚎陶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这天夜里，我同直于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20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luoti(被禁止)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相互抚摸身体，吻着嘴唇。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许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一闻，漾出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了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是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进而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同样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座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5月底，学校进人罢课。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一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于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又鸟)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咦，能再见面？"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困觉。而我同她们困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着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luoti(被禁止)，想着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7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1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以来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设施。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同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同一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人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大楼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10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论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待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放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宿舍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摧毁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9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缺。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会的办公楼未被烧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于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样的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9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9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周一10点，有"戏剧史ii"课，讲欧里庇得斯，11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10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

"没谁来。请。"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晤，"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埃勒克特拉说：'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ii"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儿。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10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一具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用手心悉悉索索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5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脑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头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吗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ii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惜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12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12点在此相见。"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地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稍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坐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是觑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12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12点35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1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起书来。然后去上两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会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ii"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69年度人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晤，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晤，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手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8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10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者。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显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啦？"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说来，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间酒吧喝酒，一直喝到9点。

"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ii"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大致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在最前排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